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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论文 |
| 论《社戏》中的“乡土文学”表达 |
| 作者：黄旭 时间：2016/08/22 点击：971 |
摘 要：鲁迅先生的小说《社戏》是一部“乡土文学”的经典作品。本文通过对《社戏》的文本分析来说明一个观念，即“乡土文学”在于展现老中国的乡土生活和乡土特性。《社戏》中的时空转换就能很好地展现与现实对照的那个过去的乡土世界，从而得出结论：“乡土小说”不过是乡土在文本之中的表达而已。
关键词：“乡土文学” 时空转换
“乡土小说”（或者说是“乡土文学”）的定义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本文将以鲁迅的《社戏》为例来考察“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理论内涵，通过对文本中时间与空间的转换来分析阐释“乡土小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形成条件。
一、何谓“乡土文学”
所谓“乡土文学”（或者说是“乡土小说”），关键在于“乡土”二字。所以如何定义“乡土”二字便成为关键，从历史的角度看，“五四”时期的“乡土”指的就是广大的非现代的农业社会群落。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社会在基层上是乡土的”，“乡土”指的是中国的基层社会，这个基层是封闭的，稳定的，是农业社会形态的，《社戏》中的那个偏僻的临河小村庄——平桥村，就是基层社会的一个典型。变动的现代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社会是非“乡土”的。由此，“乡土小说”应该指的是描写“乡土”社会中的人物、风貌、事情的艺术创作。当然，这里指的是在“乡土”社会存在的历史条件下，而这一历史条件存在了相当长时间。“乡土”作为一个稳定的生存空间在文学上的反应便称之为“乡土文学”。当这一个生存空间变异的时候，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乡土”的空间形式——乡村，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而剧烈变动，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然而并不能说这之后就没有“乡土小说”了。“乡土小说”是一个随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动的范畴，是乡村的形态（无论是常态还是变态）在文学上的表现。“打工文学”如尤凤伟的《泥鳅》和贾平凹的《高兴》这种描写乡土的流民进入城市讨生活的作品，也是“乡土”的空间形态变动的一个反应，也可以说是“乡土文学”。
上面说到“乡土文学”是一个历史范畴，是指“乡土”在文学上的反应。回到“五四”时期，理论上的争论也是存在的，“乡土小说”是要将“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作者的脉搏表现出来，也就是表现“乡土”作为封闭空间的特有的地域性（这里暂且不论是否站在世界性的立场上），还是应该强调思想启蒙或政治启蒙，即“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应该说，只要是以“乡土”作为创造视域的，无论是强调启蒙意识，还是偏重审美感觉，都是“乡土小说”的一部分。
进一步说，启蒙意识与审美感觉也不是决然对立的，身处大都市的周作人与茅盾同样都有一个现代性的视野，所不一样的仅仅是对艺术的选择。如果我们将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看作一个整体的话，《社戏》也就是其中的一员，相对于《孔乙己》《阿Q正传》这样的“铁屋中的呐喊”，《社戏》则不无温情地回到叙述者的童年时代，寻找那逝去的生命感觉。但是作为小说集，这些作品共同的一点是以“乡土”空间作为观照的对象，并且都有一个城市的“他者”存在。
二、《社戏》中的时空转换
《社戏》是一篇回溯性的小说，开篇第一句“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这两回中国戏都是在北京看的，北京作为现代城市是非“乡土”的，是“五四”时期大量背井离乡的知识分子的寓居地，是讨生活的地方（有趣的是知识分子进城这一现象百年后在农民身上再次上演，“乡土文学”却经历了产生到转变的过程）。“倒数上去二十年”是从后往前看的，是以写作的时刻为基点的，回溯到此前的二十年时间。叙述者采用此刻作为时间的基点，意在以个人的生命时间对抗过去二十年的历史时间，从而使得个体的生命流动疏离历史时间，生命体验扬弃生存空间。作为侨居地的北京，只是讨生活的地方，北京的戏是陌生的。《呐喊》自序里这样说道：“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生活驱使作者到处奔波，对故乡的逃离伴随着母亲的眼泪，然而又必须离开，正是这样的生命体验，让在历史的推动下不得不安生于城市的知识分子们对故乡产生深深的眷恋，对城市产生感情上的疏离，尽管在生活上又不无依赖。
《社戏》的产生无可避免地从城市的视角进入，一个叙述者无法逆转历史前进的脚步。鲁迅是第一个来定义“乡土文学”的人，他称其为“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这样的文学创作只是“隐现着乡愁”，“乡土”空间的生活在城市寓居者的视野中获得一种浓郁的美感，这是一种想象性的回归的冲动，一次对逝去的生活形态的召唤，写作就是完成这样一种仪式，“乡土”空间在这里是虚构的，想象性的，因此也不会是“藏污纳垢”的。城市作为反面形象是将讨生活的艰辛丑恶化了，生活的艰辛磨灭了审美的可能性。面对无法逃离的空间，作者在时间上则完成一次出逃，即回到童年，回到那自由自在的生存空间——乡村。时间向度的存在成全了作者的一次次重温美好的生命体验。
这里还需要指出，文学本来就是虚构的，想象性的“乡土”空间即使不是真正的“藏污纳垢”的乡土世界，在文学的表述中也是属于“乡土文学”的。换个视角，即使是专注于乡村的苦难书写，也还是或隐或现地有着知识分子自己的主观性。
《社戏》是从北京的戏进一步回溯到赵庄的戏，在叙述中形成对比，北京的戏是叙述者不愿在回忆中出现的，出现的唯一意义在于进一步地回溯。北京的戏场是吵闹的，拥挤的，就连一条长凳都是“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生存的空间完全是与身体相陌生的，不相容的，个体的生存空间遭到了压迫，甚至产生“毛骨悚然”的恐惧感，这里有的只是拒绝和叙述中的逃离。叙述然后回溯到“乡土”空间，“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在这里，个体的生命时间与历史时间合一了，“乡土”空间连接着生命的起点，记录了自由自在的生命感觉与体验。这个外祖母生活的小村庄——平桥村，正是一个典型的乡土基层单位，因其极其偏远，对外又极其封闭，宛如一个“桃花源”一般。站在城市的视角反观这个前现代的乡村，城市的冷漠、陌生在叙述中遇到了强有力的否定，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我”即使打了“太公”，也不会被责怪，这是一个以血缘维系的地域空间，是充满温情的。生命在时间和这个相对静止的空间中自由自在地流动，个体的生命时间与这个生存空间是同构的。或许是因为乡土生存空间的相对静止，更加衬托出生命的流动。总之，叙述中“乡土”空间里童年的生活是在一片和谐与欢乐中进行的。至于去看赵庄的戏则完全是抒情性的描写，戏的内容也没有比北京的戏高明多少，不一样的是生命感觉的勃发，时间仿佛在抒情性的描写中静止了，有的只是“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
叙述者在对童年生活的回溯性的描写中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感觉的想象性体验，相对静止的前现代乡村与静止的抒情性描写使得身处城市的“动”与“变”中的作者完成一次审美体验的仪式。“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时间又回到写作的时刻——现在，空间也还是在城市，写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这种想象性的审美体验的结束。毋宁说，强烈的追忆的冲动因为城市的视角始终萦绕在作者的潜意识里，因这冲动才促使此文得以写作。
《社戏》是“乡土小说”初创的实绩，尽管是对“乡土”生活的想象性的追忆，也还是有着真实的乡村生活经历作为背景的，加之城市的“他者”的闯入，更加加深了历史动荡时期寓居者的生命触动。此类的“乡土小说”虽然没有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茅盾《春蚕》的“写实”性质，甚至更加偏重于散文化的抒情描写，却也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知识分子们寓居城市，在“动”与“变”中有着更加强烈的对“常”与“静”的渴望。
“乡土小说”不过是指“乡土”（如平桥村）在文本之中的表述而已，即“乡土”的空间形态在小说中得到呈现，不论这种呈现是以启蒙的方式还是抒情的方式。这是从空间上来说，当然空间上的“乡土中国”永远也离不开城市的视角，“乡土小说”的创作离不开城市的生活体验。且不论这篇《社戏》，解志熙更是在《爱欲的书写“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中解读出《边城》中“乡土中国”的诗意描写的背后有着作者城市生活“性的苦闷”。从时间上来说，可以将叙述推向童年的回忆甚至种族的起源，这是想象性的，也可以描写当下的社会动态，这便是“写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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