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世家历史还原的过程, 也是一个逻辑建构的过程。以政治文化制度变革为核心动力, 通过家族史与文学史演变的双重梳理, 可以对中国通代文学世家发展演变历程进行历史还原, 即前中后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相互衔接与有序推进:两汉至南北朝“ 经学— 文学世家” 与“门阀— 文学世家” 双重形态的衔接与演进;隋唐时期“ 门阀— 文学世家” 与“ 科宦— 文学世家”
　　混合形态的交替与演进;两宋至明清“ 科宦— 文学世家” 主流形态的承变与演进。在上述主体形态之外, 尚有其他类型文学世家的多元存在。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 需要通过特定个体、时代、区域以及通代文学世家史四个层级的链接而融合为有机整体。
　　关键词:文学世家　历史还原　文学史范式
　　所谓文学世家, 通常是指在直系血缘关系中出现两代及以上知名文学家的家族。与“ 世家” 相近的概念还有士族、世族、家族等等。鉴于这些概念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从源起到演变的过程中, 始终存在着名实离合的问题, 而学界则又往往各取所需, 混而用之, 故而有些学者试图从不同层面对此作出比较系统的辨析。就目前学界以“ 文学” 与以上不同概念组合而论, 则以“ 文学世家” 与“ 文学家族” 最为通行。由于“ 家族” 是一个通用概念, 具有泛指与特指的双重含义, 特指是指介于“ 家庭— 家族— 宗族” 三个序列中的中间序列, 泛指则可以包含所有家族类型, 包括宗族也可以泛称为大家族;而“ 世家” 是一个专用名词, 首见于《孟子· 滕文公》:“ (陈) 仲子, 齐之世家也。” 其原初意义是指那些世卿世禄的家族。司马迁《史记》首创“ 世家” 之体, 以记王侯诸国之事, 因王侯开国, 子孙世代承袭, 故称世家。后来引申意指世代以某种专业、职业相承的家族, 比如经学世家、梨园世家、医学世家、教育世家等等, 重在凸现累世相续之义。所以比较而言, 以“ 文学” 与“ 世家” 组合为“ 文学世家” , 更能体现概念的对应性、传承性、开放性涵摄力, 可在源于历史概念的基础上, 经过重组和重释而赋予其新的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学意涵。
　　对“ 哲学史就是哲学” 这一命题, 学者的阐释相当宏富而互有异同。参见何卫平:《对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学说的再认识——— 参照西方现代解释学的立场和观点》, 《福建论坛》2007 年第2 期。
　　质;另一方面, 哲学史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思考而独立存在, 哲学史需要哲学来引导。① 文学与哲学虽然属于不同的学科, 但其内在学术精神则是相通的, 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应以此为借鉴, 并从中获得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文学世家历史还原的过程, 实质上也是一个逻辑建构的过程, 因为任何历史还原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复原已经消逝的原生态的历史本身, 而只能在充分激活“历史记忆” 的过程中通过形态辨析与规律探寻重新建构接近于原生态历史本身的历史文本, 由此逐步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鉴此, 本文试图以政治文化制度变革为核心动力, 通过家族史与文学史演变的双重梳理, 对文学世家进行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促进或制约文学世家发展的外部因素固然很多但最直接、最重要的是政治文化制度。经学博士制度、九品中正制度与科举制度的重大变革作用于家族史与文学史, 便是“经学—文学世家” 、“门阀—文学世家” 、“科宦—文学世家” 三重形态在前中后三大时段中的相互衔接与有序推进:前期自两汉至南北朝, 得益于经学博士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的有力推动与经学世家、门阀世家的日益发达, 主要呈现为“经学—文学世家”与“门阀—文学世家” 双重形态的衔接与演进;中期贯通于隋唐时期, 在新旧双重制度以及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的冲突与交融中, 主要呈现为“门阀—文学世家” 与“科宦—文学世家” 混合形态的交替与演进;后期自两宋至明清, 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力推动与科宦世家的日益发达主要呈现为“科宦—文学世家” 主流形态的承变与演进。
　　在文学世家从汉初形成到清末衰落的历史过程中, 以上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贯通与演变是基于特定个体文学世家进而与特定时代、区域以至通代文学世家史不同层序相互链接与融合的结果。由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走向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 应以此为参照而加以系统的提炼与总结, 从而赋予其更为高远的学术目标。
　　一、“经学—文学世家” 与“门阀—文学世家” 双重形态的演进秦汉之际为文学世家从起源到形成的历史分界线。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论, 其中经历了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突变过程, 由先秦雏形“文学世家” 的原始积累到汉代文学世家的正式形成, 即标志着这一突变的最终完成。
　　自从原始社会后期产生家族以来, 文学世家的原始积累一直在潜行之中, 但由于长期以来宗法家族与文学创作的两相分离, 所以始终处于有“ 世家” 而无“ 文学” 阶段。期间, 知识精英阶层的交替演变, 先后经历了巫、史、子三个发展时期。其中巫、史阶层多以家法传承, 代代相授, 当其延续于数代之间而创作神话与历史, 那么就有可能成长为一种原始意义上的“文学世家” , 但这仅仅是文学世家的萌芽或者勉强视之为雏型的“文学世家” 。由巫而史而子, 在诸子百家的学派传承中, 本有一次通过士人的家族化与诸子的家学化而产生新型“ 文学世家”的历史机会, 事实上, 如曲阜孔氏世家———由孔子上溯于七世祖正考父, 下延于孔子孙子思、七世孙孔穿、九世孙孔鲋, 已具雏型的“文学世家” 之特征, 也可以说是开启了汉代经学兼文学世家之先声。然而就整体而言, 由于诸子学派的代际相承, 是基于学缘而非血缘关系, 或者说由学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 这固然有助于学派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 却无益于士人家族化与家族文学化的推进, 所以其最终结果仅止于士人阶层的学术传承而产生诸子百家, 却未能进而走向诸子的家学传承而产生相对独立的文学世家。于是, 文学世家的正式形成被延至两汉时代。
　　从两汉的正式形成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逐步兴盛, 文学世家在前期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得益于经学博士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的有力推动, 并由文学史与家族史的交互作用, 呈现为“经学—文学世家” 、“门阀—文学世家” 双重形态的衔接与演进。
　　西汉立国之后, 随着从“武功” 向“文治” 的重心转移, 尤其是政治文化制度的重大变革———经学博士制度的建立, 终于为诸多官宦与豪强家族逐步转型为经学世家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同时也为从经学世家到文学世家的演变以及“经学—文学世家” 的产生提供了持续性的文化动力。
　　博士设官, 始于战国时期, 本无人才培养职能。西汉继承这一制度后, 逐步加以改造。由经学、儒术与太学的合而为一, 赋予博士作为通向仕途之台阶与教授太学之学官的双重职能这是汉代经学博士制度不同于先秦博士制度的核心所在。由此延续至东汉, 更是盛况空前。明帝永平年间, 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经, 诸儒执经问难, 听者万人, 范晔《后汉书· 儒林传序》
　　赞曰:“济济乎, 洋洋乎, 盛于永平矣!” ① 汉代经学如此之盛, 其意义在于:一是营造了一种崇尚经学的社会风气。“经” 而优则仕, “ 经” 而优则禄, 家家共羡之, 人人共趋之, 无疑有助于经学的传承、发展与普及, 尤其在经历秦火浩劫之后, 意义重大。二是汇聚了大批经学大师既为经学人才培养提供了优质师资, 也有助于彼此之间的学术互动与交流。三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学人才培养传统与机制, 为经学人才群体代际的延续与经学世家的成长提供了制度保障。

　　当经学传承由学缘转向血缘, 由个体转向群体, 由群体转向家族, 那么就有可能进而产生经学世家, 再由经学世家兼具文学世家性质而产生“经学—文学世家” 。
　　诚然, 在经学与文学、经学世家与文学世家之间本有不同的师承传统、宗旨与门径, 所以许多经学世家仅以经学传家, 但也有一些经学世家在经、文相互贯通中兼具文学世家性质, 诸如曲阜孔氏世家(孔藂、孔臧、孔安国、孔延年、孔霸、孔光), 彭城韦氏世家(韦孟、韦贤、韦玄成、韦赏), 洛阳贾氏世家(贾谊、贾嘉、贾捐之), 南阳杜氏世家(杜周、杜延年、杜邺等, 尽管于经学与文学时分时合、时断时续, 但都在由经学世家向文学世家发展或以经学世家兼具文学世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而且一直延续于东汉时期。
　　经过西汉“经学—文学世家” 的发育成长之后, 至东汉时期, 脱胎于经学世家的文学世家终于形成, 主要体现在文学世家数量的大幅增加。其中既有由西汉延续于东汉的文学世家, 如上文所述曲阜孔氏世家、洛阳贾氏世家、南阳杜氏世家等, 也有起于西汉而主要兴于东汉的文学世家, 如扶风班氏世家(班婕妤、班彪、班固、班超、班昭), 沛郡桓氏世家(桓荣、桓郁、桓麟、桓彬), 但更多的是兴盛于东汉的文学世家, 如扶风马氏世家(马援、马廖、马严、马融、马芝)、窦氏世家(窦融、窦章、窦武), 汝南应氏世家(应顺、应奉、应劭、应玚、应璩), 博陵崔氏世家崔篆、崔骃、崔瑗、崔琦、崔寔), 弘农杨氏世家(杨震、杨秉、杨赐、杨彪、杨修), 颍川荀氏世家(荀淑、荀爽、荀悦、荀攸、荀勖), 安定梁氏世家(梁统、梁松、梁扈、梁竦), 敦煌张氏世家(张奂、张芝、张昶、张猛)等。以上三类是东汉时期脱胎于经学世家的文学世家的主要代表。《后汉书》中父子合传较之《汉书》有所增多, 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东汉文学世家数量增加之趋势。
　　文学世家区域的有效拓展。西汉以长安为首都、洛阳为陪都, 东汉则以洛阳为首都、长安为陪都。与此双都轴心结构相契合, 两汉文学世家也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相对而言, 东汉文学世家区域分布更趋均衡发展, 著名者如扶风班氏、马氏、窦氏以及洛阳贾氏、南阳杜氏、汝南应氏、弘农杨氏、颍川荀氏世家等, 都分布于两都京畿核心区域, 而博陵崔氏、安定梁氏、敦煌张氏世家等则延伸于北方乃至今甘肃等西北边远地区。
　　文学世家特性的初步显现。从西汉韦玄成《戒子孙诗》, 到东汉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张奂《诫兄子书》之类劝诫家人之作的屡屡问世, 标志着东汉文学世家良好家学传统与机制的形成。《隋书· 经籍志》载有诸多世家文集, 其中所录崔氏世家文集有:崔篆集1 卷、崔骃集卷、崔瑗集6 卷、崔琦集1 卷、崔寔集2 卷。① 范晔《后汉书· 崔骃列传》于“论” 中称“崔氏世有美才, 兼以沈沦典籍, 遂为儒家文林” , ② 又于“赞” 称“崔为文宗, 世禅雕龙” 。③ 可见崔氏世家不仅成果丰硕, 而且已形成代代相承的学家传统。
　　文学世家影响力的提升。除了承续西汉文学世家的主流文体———史传、辞赋、诗歌之外东汉文学世家在诸如疏、议、表、对、论、书、颂、箴、铭、赞等应用散文方面作品数量更多文学性明显增强。尤其是在东汉前期一场有关定都洛阳、长安的大规模论争中, 率先由杜笃《论都赋》发起, 崔骃、傅毅同以《反都赋》, 班固、张衡分别以《两都赋》、《二京赋》响应彼此都借助作为汉代主流文学体式———辞赋表达各自的主张, 不仅促进了都城赋创作的兴盛同时也扩大了汉赋的社会影响力。而这些赋家, 几乎都出于文学世家。
　　汉代经学博士制度向三国两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度的重大变革, 直接促成了从“ 经学—文学世家” 到“门阀—文学世家” 的形态演变。九品中正制度源起于东汉后期, 酝酿于魏武时期正式颁布于魏文帝即位后的黄初元年(220), 直到隋代推行科举制度予以废止, 前后历时长达多年, 足见其弥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三国时期, 九品中正制度率先施行于魏国, 促进了门阀世家的兴盛;两晋时期, 在九品中正制度推向全国的过程中, 通过赋予各种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特权, 门阀世家迅速走向鼎盛;南北朝时期, 以刘裕代晋立宋为标志, 庶族崛起与皇权复归, 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在退出与走向政治权力中心过程中发生易位。然而, 为获得门阀士族的支持, 皇权在极力剥夺其各种实权的同时又尽可能地保留其种种特权。所以在南朝宋齐梁陈的频繁易代中, 尽管九品中正制度受到严重冲击, 但仍在变相延续, 门阀世家仍有强劲的实力。
　　作为九品中正制度实施与门阀世家兴盛的文化成果, 谱牒之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应运而兴。郑樵《通志· 氏族略》指出当时出现了“ 人尚谱系之学, 家藏谱系之书” ④ 的空前盛况。
　　南朝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 引用了《王氏谱》、《谢氏谱》、《庾氏谱》、《刘氏谱》、《羊氏谱》、《桓氏谱》、《荀氏谱》、《司马氏谱》等39 种族谱资料, 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谱牒学之盛, 由此亦可见门阀世家的代际延续及其与文学世家的分合关系。
　　直接催生了“门阀—文学世家” , 而且始终主导着其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不同阶段的形态演变。三国时期, 主要表现为由汉末文学世家的承续与新兴文学世家的合流;两晋时期, 主要表现为以门阀世家为主体的文学世家的全面兴盛;南北朝时期, 主要表现为门阀世家与庶族世家重组之后的文学世家的持续兴盛。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由于魏晋以来人文觉醒思潮的融入与影响, 门阀世家与文学世家较之经学世家与文学世家的关系更为契合、更为内在, 门阀世家文学化的普遍性、主导性与延续性皆非汉代经学世家之可比。可以这样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学世家并非都是门阀世家, 但几乎所有的门阀世家都是文学世家。与两汉相比,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世家的形态演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南北文学世家的有机融合。第一次融合是西晋统一全国之后, 魏、吴、蜀三国文学世家的由分而合, 其中来自吴郡的陆机、陆云二陆入晋, 号称“二俊” , 具有标志性意义;第二次是东晋之后南北文学世家的全面融合。在北方侨姓与江东本土文学世家的冲突与交融中, 以侨姓门阀世家的领袖王导、谢安为主导, 不仅重构了“儒玄双修” 、“ 文武合一” 、“仕隐并行” 的新的价值取向、新的士林风范, 而且促成了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由质而华的新江南人文精神的诞生, 无论对北方侨姓还是江东本土文学世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次是南北朝期间士族与庶族文学世家的重新组合。吴郡沈氏文学世家的崛起与兴盛, 标明彼此在“中心—边缘” 之间的反复角力中最终确立了江东本土庶族文学世家的主导地位。以上三次融合, 不仅造就了本时期文学世家以及整个文坛的主体风格, 同时也首次确立了江南在全国文学世家区域分布与流向中的重要地位。
　　诸多大型文学世家的相继涌现。刘师培总论宋、齐、梁、陈文学时明确指出:“试合当时各史传观之:自江左以来, 其文学之士, 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 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 ①其中汝南应氏、吴郡陆氏、张氏、沈氏、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彭城刘氏世家等皆为大型乃至超大型的文学世家, 彼此在推进世家自身建设、优化婚缘资源与强化文学教育等方面, 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文学世家之文学史地位的充分凸现。即以文集为范本, 《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集部作品种, 其中琅琊王氏16 种, 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吴兴沈氏各8 种, 彭城刘氏、吴郡陆氏、东海徐氏各6 种, 琅琊颜氏、陈郡袁氏、颍川庾氏、济阳江氏、会稽孔氏、汝南周氏都各有至少3 种或以上文集, 可见南朝的集部作品几乎被一二十家世家大族所包揽, ② 这是门阀世家与文学世家渐趋合流并组合为新的文人集团的重要成果。而在文体方面, 其中应用散文的各种文体多承之前代, 同时在辞赋与小说两个方面也有重要突破, 但最重要的成果是诗歌一体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由此开创了一个以诗歌占主流地位的文学独立之时代。
　　二、“门阀—文学世家” 与“科宦—文学世家” 混合形态的演进隋唐时期正处于文学世家发展史上的中期, 这是一个基于从九品中正制度到科举制度新旧双重制度转换以及文学史与家族史交互作用而发生内在蜕变的特殊阶段, 主要呈现为“门阀—文学世家” 、“科宦—文学世家” 混合形态的交替与演进。
　　革, 同时也为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①的盛衰交替以及接续文学世家的新文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与文化动力。然而由于隋代历时短暂, 科举制度的草创以及由此选拔的人才作用于文学世家者, 具有相对滞后性。因此, 在隋代统一全国之后, 活跃于政坛与文坛的文人多为旧朝故臣然后通过他们的代际接力, 遂使诸多文学世家得以由隋向唐延续。比如虞世基、虞世南兄弟为三国东吴著名文人虞翻七世孙, 父虞荔、叔虞寄为梁陈间著名文人。虞世基、虞世南由陈入隋名重当世, 时人比之为“二陆” 。虞世基卒于隋代, 虞世南入唐后, 为“唐初四大家” 之一。由上例可知, 尽管隋代率先创立了科举制度, 也吸纳了一些重要人才, 但依然以承之于南北朝的“门阀—文学世家” 而非新兴“科宦—文学世家” 为主体, 这种格局在中经隋代的短暂过渡之后, 进而向唐代延续。
　　唐代在继承隋代科举制度遗产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 比如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体, 任用高官主持考试, 提高科举考试地位, 以及首创殿试程序等等, 以后遂成定制。但从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统而观之, 则由隋而唐仍属创始阶段, 不仅科举制度本身还不够完善, 如在进士科中采取“公荐制” 即以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 这对原有门阀世家而言, 显然占有更多的优势, 而且科举录取名额有限, 以其中最被推重的进士为例, 唐代近300 年录取进士6000 余人, ② 远较两宋与明清时代为少, 因而直接影响到新兴科宦世家的壮大及其向文学世家转型的成效。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双轨并行的交互作用, 不仅决定了唐代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的分合消长, 同时也决定了彼此一同发展为新的文学世家的内在蜕变趋势。
　　关于唐代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双轨并行的动态变化轨迹, 也可以通过唐代数次纂修谱牒之案例加以观察, ③ 从贞观初年纂修《氏族志》, 到武后显庆四年(659)纂修《姓氏录》, 再到中宗复位之时开始纂修《姓族系录》而至玄宗即位时完成, 直至元和七年(812) 《元和姓纂》的成书, 实际上都是根据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的新发展, 将源于不同区域、属于不同类型的门阀与科宦世家进行一次新的“混和编队” , 充分反映了当时彼此逐渐合流的总体形势。当然, 以上四次纂修谱牒仅出现于初盛中唐, 在历时性长度上存在着一定缺陷, 以下三组统计数据可能更具典范性:一是唐代共有369 名宰相, 其中出身于进士者达80 %;④ 二是在由唐代士族任宰相者中, 出于纯门第与进士者的比例, 在前期百年为77.6 %∶12.1 %, 中期百年为46 %∶后期百年为16.5 %∶82.3 %;三是在唐代所有出身于科举的士人中, 士族、小姓与寒素的比例为69 %∶13 %∶18 %。⑤ 以上三组统计数字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组数据充分显示了宰相的进士化程度, 说明唐代科举已成为选拔上层官员的主渠道;第二组数据充分显示了士族出任宰相、进士与非进士比例的动态变化趋势, 由此可见士族在迈向进士化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效, 但同时也说明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与科举制度本身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第三组数据充分显示了在新的科举制度的激烈竞争中门阀世家依然优于中下层寒族的实力。
　　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 《苏州大学学报》1994 年第1 期。
　　唐代谱牒之学同样经历了内在蜕变的过程, 即仍以官修谱牒为划分姓氏等级的依据。而在民间, 则陆续出现了一些私家编修的谱牒, 例如王方庆著《王氏家牒》、《家谱》, 刘知几著《刘氏家史》及《谱考》等等, 其中以家谱为主, 且皆仅为家族世系的考订与记载, 而不再是划分姓氏等级的凭据, 已开宋代家谱之先声。
　　林白、朱梅苏:《中国科举史话》,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第26 页。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上海:上海书店, 2002 年, 第348 页。
　　需要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成效以及由此造就的新兴科宦世家的构成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与辨析。到了唐代后期, 受惠于初盛唐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中唐之后科举力度的加大, 世袭门阀士族与新兴科宦士族已在各自的兴替变化中渐趋融合, 原有门阀士族的逐步衰落已不可避免, 而科宦世家与文学世家的同构性与同步性发展也更为明显。
　　隋唐时期文学世家在完成其内在蜕变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以下特点。
　　集前代文学世家之大成的整体优势。唐人柳芳《氏族论》谓“过江则为`侨姓' , 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 , 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 , 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 , 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 , 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① 以上“四姓” 延续至唐代, 其中有不少世家经受住了沧桑巨变的考验, 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 而且依然居于强势地位。追其源, 观其流, 便能更为真切地了解各个文学世家的独特生命历程以及唐代文学世家的整体风貌。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是韦氏与杜氏世家, 韦、杜二氏分别起于汉代以韦孟、韦贤、韦玄成为代表和以杜延年、杜钦、杜林等为代表的“经学—文学世家” , 延续至唐代, 在科举、仕进以及复兴文学世家盛势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一方面, 凭藉门荫与科举, 双轨并进, 占据宦途要津, 保持家族政治地位之不坠。其中家族成员拜相者, 杜氏11 人, 韦氏则多达20 人, 为全唐之冠。② 另一方面, 韦、杜二氏也都通过家族文学化与文学家族化的积累与延续, 逐步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家族文学家群体, 杜氏世家的杜易简、杜审言、杜甫, 韦氏世家的韦应物、韦庄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充分显示了以韦、杜二氏为代表的这些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文学世家与世俱变、与时俱进的生存适应能力。
　　这是大唐盛世多元文化滋养的杰出成果。
　　关中、山东、江南三足鼎立的区域布局。李浩系统总结了前人有关唐代地域的各种论述首次提出“三大地域文学士族” 之说, 并对此作了深入研究, 认为西都(关中)、河洛(山东与江左鼎足而三, 构成南北朝三大政治轴心与文化轴心。此三大轴心, 从时间上说, 形成隋唐制度与文化的三大来源;从空间上说, 则构成唐代文化地域差异的基础。三大区域的文人群体数量, 唐前期次序为山东、关中、江南, 唐后期则变为山东、江南、关中, 这种变化显示出历史机运的潜转暗换, ③ 也大致反映了唐代文学世家的整体区域分布与流向。
　　以诗歌为主流的多种文体的兼擅与拓展。唐代是诗的时代, 因而就整体性、主导性而言诗歌世家在唐代文学世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这可由胡应麟《诗薮· 外编》所列举的诸多唐代诗人家族得到充分的印证, 如其所论崔氏世家:“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 赫奕天下, 而崔尤著。盖自六朝、元魏时, 已为甲族, 其盛遂与唐终始。文皇首命群臣品第诸族, 时以崔民干为第一。嗣后达官仕, 史不绝书, 而能诗之士弥众, 他姓远弗如也。… …初唐之融, 盛唐之颢, 中唐之峒, 晚唐之鲁, 皆矫矫足当旗鼓。以唐诗人总之, 占籍几十之一, 可谓盛矣。” ④ 其实如崔氏世家诗人之盛者在唐代尚多。《诗薮· 外编》还列出了诸如“夫妇俱能诗者” 、“女兄弟”。
　　《新唐书》卷199 ,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 第5677 — 5678 页。